1939年初，在陜西延安安塞茶坊鄉的一個石窯內，煤油燈微弱的光暈下，沈鴻蹲在機床旁，用自制的量具反復校準零件。此時，他正在帶領工人們用最原始的工具，為八路軍趕制第一批槍械零件。這位僅讀過四年小學、從布店學徒成長起來的機械工程專家，帶著7名工人與10臺機床輾轉千里奔赴延安，在黃土高原上筑起了一道特殊的“工業防線”。

“父親每次都是臨危受命，承擔的每一項工程都是在艱苦的條件下完成的。”沈鴻的兒子吳英回憶說，父親從不居功，始終以共產黨員的標準來要求自己。

把工廠搬去延安

1906年，沈鴻生于浙江海寧一個小作坊主家庭。7歲喪父后，貧困交加的他僅讀完四年小學便輟學，13歲只身赴上海一家布店當學徒。在布店的12年里，他癡迷機械，拆修懷表探究齒輪奧秘，蹲守修鎖鋪鉆研彈子鎖構造，靠著在夜校和圖書館自學，積累了扎實的機械知識。

1931年，沈鴻與友人集資創辦利用五金廠，造出的“狗牌”彈子鎖，質量媲美美國產品，價格卻低一半，打破了洋鎖壟斷，遠銷港澳及東南亞。正當事業起步時，1937年淞滬抗戰爆發，他毅然將工廠設備一分為二：制鎖設備留滬待命，10臺通用機床則由他帶領7名工人西遷支援抗戰。

他們自費租船，在日軍轟炸中沿蘇州河突圍，隨行工人后來回憶：“船蓋著薄鐵皮，子彈打穿船板，江水直往里灌，大伙脫下棉襖堵漏洞。”

沈鴻一行人在武漢等了兩個月，建廠場地始終沒著落。有天在舊書攤，他淘到一本二手的《西行漫記》，第一次了解到延安如火如荼的革命盛況。上海夜校同學陳振夏準備去延安尋找救國機會，還告訴沈鴻“八路軍在平型關打了勝仗”。吳英說，這讓處于迷茫中的父親，對這支“能實干、能打仗”的隊伍心動了。

沈鴻找到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，主動提出帶機器去延安，他寫信給上海股東征求意見時說，“但祈機器不廢置，而國家好多幾分實力”，同時表明“蓋國家已至危之極點，我輩既生一日，萬不能坐視一日”。收到董事會“以國家利益為第一”的回電后，沈鴻立即啟程前往延安。1938年初，沈鴻和他的利用五金廠歷經輾轉抵達延安，成為抗戰時期上海唯一一家遷到延安的工廠。

需要什么就造什么

初到延安的沈鴻，面對的是一窮二白的工業基礎：僅有3臺不成套機床的修械所，連簡單的槍械維修都困難重重。他帶領團隊在石窯里建起陜甘寧邊區機器廠，以“抗日需要什么就造什么”為信條，開啟了艱苦的技術攻堅。

沈鴻根據太原兵工廠工人的口述，設計制造出造槍的設備，如槍筒拉槽機、槍栓雙頭立銑機等，并于1939年4月成功試制出陜甘寧邊區第一支“無名式馬步槍”。槍栓精度甚至超過日軍裝備。為解決前線修械難題，他設計出僅2.5尺長的袖珍組合機床，全套設備可由兩匹騾馬馱運，被稱為“馬背工廠”，大受歡迎。

“邊區工業需要什么，只要在他能力范圍之內的，他都能把它們造出來。如果暫時造不出來，那就找別的替代方法解決這個問題。”吳英說。

全面抗戰期間，沈鴻為兵工廠提供134種型號、數百臺套機器設備，為民用工廠制造400多件機器，涵蓋油墨機、造紙機、壓片機等，構建起邊區工業的基本框架。因貢獻卓著，沈鴻三次獲評陜甘寧邊區勞動模范，1942年獲毛澤東親筆題寫“無限忠誠”獎狀，被林伯渠等同志親切稱為“邊區工業之父”。

新中國成立后，沈鴻始終帶著延安時期的韌勁前行：主持研制我國第一臺12000噸水壓機，填補重型機械工業空白；攻克葛洲壩水電機組難題，保障世界最大低水頭電站運行……1980年，他當選了中國科學院首批院士。

如今，在浙江海寧沈鴻紀念館的“清風廉影”展廳里，留存著對沈鴻的評價：“功高不驕平易近人，年高不惰發揮余熱，譽高不輟嚴謹認真，位高不貪廉潔奉公”——這32個字，正是對他跨越戰火與建設年代的一生最凝練的注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