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說，如果沒有他，人們不可能像現在這樣了解北京；有人說，如果不是他，我們或許要在“申遺”的路上徘徊更久……他就是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奠基人之一、中國科學院院士侯仁之。

侯仁之生于1911年。那一年，黃花崗起義、辛亥革命相繼爆發，中華大地風起云涌。成長在風云跌宕的年代，侯仁之經歷了國家一次次的內憂外患，目睹了百姓水深火熱的生活，家國情懷從小根植于他的心中。

“出生之時，辛亥風云正熾；幼歲體弱，幾不得進學……”在作品《晚晴集》自序中，侯仁之記錄了他輾轉求學的經歷。從德州到濟南，再到通州……波折的求學路上，侯仁之常思考自己為什么要學習，學習對飽經磨難的國家有什么用。

顧炎武有言：“感四國之多虞，恥經生之寡術。”這句話帶給侯仁之內心巨大的震動：“我在圖書館讀他的書，淚就掉下來。我想，做學問也可以為祖國建設服務。”1932年，憑借自身的勤奮刻苦，侯仁之考入燕京大學。

1940年，侯仁之研究生畢業，留在燕京大學任教。校務長司徒雷登向他提出一個特別的要求，希望他在教學之余，兼任學生生活輔導科科長，負責處理新生從入學到畢業離校期間所有的生活難題。

侯仁之一開始稍有猶豫，他想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教書治學當中。但他的導師、史學家洪業的一席話打動了他。洪業鄭重地叮囑他：這個一定要做，這是愛國的事情，能夠幫助同學成長。

洪業的話不無道理，自1937年北平陷落后，許多大學紛紛搬離。留在北平的燕京大學如同一座教育孤島，日本侵略者早已把它視作“眼中釘”。

1940年6月，燕京大學成立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，侯仁之擔任副主席。在與學生們的交流中，侯仁之發現，一些學生愿意參加抗戰，還有的要參加八路軍。

離開淪陷區參加抗戰，這是何其冒險的一件事。但面對這些一腔熱血的學生，侯仁之的胸膛也仿佛燒起一把火。為了事情萬無一失，他和多位同事一起，商量出最周密的計劃。

1940年冬天，侯仁之親自將10多個學生分批送上了開灤煤礦的運煤船，學生們計劃走水路抵達上海，再進入內地。為了保險，學生們還裝扮成商人模樣。最終，十幾人安全抵達上海后，如同星星之火一般，“播撒”到中華大地。

這之后，經侯仁之聯系，從燕京大學轉送到根據地的學生共有3批十幾個人，有的經西安最終到達延安，有的直接奔赴抗日前線。

然而，秘密的行動還是讓日寇有所覺察。平靜生活中出現的種種不尋常，無不提醒侯仁之，他可能已經被盯上。1941年冬，侯仁之為了陪伴臨產的夫人，前往天津。臨走前，他留下天津的地址，為的就是告訴日寇，并非有心躲藏，要想捕人，就在明處。

不幸的是，不久后，侯仁之在天津被捕。入獄后他才了解到，從1941年底到1942年，日本憲兵隊以“抗日嫌疑”的“罪名”，先后逮捕了燕京大學多名教職工。

侯仁之曾對人講起這段經歷：“日軍在軍事法庭上判決我，‘罪名’現在想起來真可笑，我的‘罪名’是以心傳心、抗日反日。他們審問我好幾次，我就不說。”

在獄中，侯仁之受到不少欺辱。侯仁之的兒子曾回憶：“父親過堂時，鬼子上來先打了個大巴掌，眼鏡都被打得不知去向。”如此艱難的環境中，侯仁之卻泰然處之，在獄中構思出《北京都市地理》腹稿，這份腹稿也成了侯仁之經典之作《北平歷史地理》的研究起點。

一本危難之作，彰顯侯仁之的氣節。“父親以此明志：本業之不可廢，志氣之不可奪。”侯仁之的女兒侯馥興說。

如今，斯人已去。但侯仁之先生的不屈氣節和抗爭精神，將被一代又一代人銘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