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久前，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學的舊址展館在延安對公眾開放，一段距今85年前的往事展現在公眾眼前。

1940年，延安自然科學院誕生于此，是如今北京理工大學的前身。它的成立，是為了培養中國共產黨自己的科技人才，培養當時急需的“革命通人，業務專家”。

北京理工大學黨委副書記楊帆說，當年延安自然科學院克服困難，緊貼邊區急需緊缺、堅決服務抗戰大局，逐步形成了理實結合、產教融合的育人格局，為邊區建設和抗戰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。

如今，北京理工大學中心花園內還立著一塊“延安精神石”，上面寫著“延安精神 薪火相傳”。

燃延安薪火：科技報國為邊區立功

當年，延安自然科學院在探索“黨領導的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之路”的實踐中，因陋就簡、因地制宜，成功實現用馬蘭草造紙；發現“陜北的好江南”——南泥灣；鹽田尋“海眼”，改進打鹽方法，提高邊區食鹽產量；研制出了灰生鐵，提升了手榴彈的作戰效能；制造火柴、玻璃、肥皂和幾百萬枚軍裝用銅紐扣……

北京理工大學校史館工作人員王鵬向科技日報記者感慨，造紙已是不易，造鈔票紙更難。

1940年10月，為打破敵人封鎖，爭取經濟斗爭的勝利，邊區擬建立獨立自主的財政經濟體系，自印鈔票。研制鈔票紙的任務，落到了延安自然科學院師生肩上。

相較普通紙張，鈔票紙對質量要求更高。它需經久耐磨，便于套版印刷。

團隊試驗多種原料后，決定選用在陜北產量豐富的苧麻，它纖維長，強度大，柔細而有韌性。

原料確定后，還要一步一步試驗攻關生產工藝和原料處理。設計切麻機，將苧麻切成3至5毫米小段；改進工藝，將先切后蒸改為先蒸后切；調整刀的角度，讓因經蒸煮后纖維膨脹松散的麻料變得更易切斷、適合打漿；借用兵工廠制造硝化棉的荷蘭式打漿機集中打漿，讓紙更加清凈、潔白……

為達成鈔票紙“兩面光”的要求，團隊又設計一種雙滾筒滾紙機，創造性地用紙漿混合膠黏劑加壓制成一個個圓餅，再用鋼軸串起，在磨床上加工成既光滑又適合滾紙的滾筒，讓紙面可以光潔、平整。

造設備、調工藝、試方法，在科技人員和工人的共同努力下，鈔票紙生產試驗取得成功，創造黨的領導下財政經濟戰線上的奇跡。

那時，延安自然科學院也與邊區一批工廠緊密合作，生產軍工產品。學校老師搭建“半洋式”的煉焦爐，在生產焦炭的同時，形成煤氣、硫酸銨、輕油、煤焦油等副產品。他們又對焦爐副產品中的煤焦油進行深化處理，用鐵制分餾設備分離煤焦油中的各種成分，再對其中的甲苯進行“硝化”，最終得到純凈的三硝基甲苯，這也就是被稱為“TNT”的重要軍用炸藥。

TNT為抗日前線提供了有力的軍事支援，科技成為實實在在的戰斗力。

承紅色基因：自立自強答新時代考題

85年風雨兼程，“延安根、軍工魂、領軍人”已成為今天北京理工大學的紅色基因。

“盡管研究環境和內容已經與建校之初大不相同，但‘將國家需求作為科學技術研究的首選項’始終是我們的追求。”8月31日，北京理工大學光電學院院長趙維謙道出北理工人的堅守。

在裝備制造領域，關鍵核心元部件重要參數的精準檢測是高性能重大裝備得以落地的“根基”。針對一些核心元件參數測不到、測不準的難題，趙維謙團隊從原理創新破局，提出了激光差動共焦跨尺度精準定焦新原理，攻克30多項裝備檢測難題，實現了高端光學元件精密檢測儀器的換道突破與跨代提升。

科研創新之路絕非坦途。趙維謙記得，大約20年前，我國激光領域重大工程中遇到一道關鍵考題：需要在無損狀態下，通過高分辨精準檢測部件的內壁三維輪廓，微小誤差便會導致實驗失敗。

任務給到了趙維謙團隊。“常規技術手段無能為力，我們必須走前人沒走過的路。”帶著這份決心，趙維謙團隊與合作單位研究人員協作，在反復試驗和研究后，決定用紅外光波進行聚焦掃描檢測，將激光差動共焦高分辨層析定焦原理用于無損測試。從建模仿真到一次次試驗，團隊終于成功研制出相關測量儀器，為國家重大工程推進掃清障礙。

“我們不僅要在科研上獨立創新，走出我們自己的儀器研發路線；在精神上也要獨立自強，為儀器注入我們自己的思想。”趙維謙說。

在北京理工大學校園里，像這樣矢志創新的團隊還有很多。在校史上，北理工創下第一枚二級固體高空探測火箭、第一臺大型天象儀、第一套電視發射接收設備等多個“新中國第一”；如今，北理工深度參北斗組網、新一代人工智能、碳中和、社會治理、科技冬奧等國家重大科技任務，全面服務國家重點領域能力發展建設。

傳承紅色基因，賡續紅色血脈，一代代北理工人心懷“國之大者”，在日常科研中書寫科技自立自強篇章。

在延安點燃的火種，歷經歲月洗禮，已經愈發熾熱。